这就给国家的存在及其实施强制力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

我国政府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需求也能做到及时有效的回应。价值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前提。

(16)曲新久著：《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政治对刑法功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需求，这一转变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避免部分法官以刑事政策为名进行造法和出入人罪提供了借口。刑法的功能和角色决定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姿态。如果某类犯罪增多，或者某类危害行为大量出现，社会和国家需要对其有效的规制或者预控，便要求刑法体现出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刑事政策相应的体现为严密某类犯罪的法网、加重某类犯罪的处罚的总体策略。

我国新闻媒体更加注重社会问题的报道和调查讨论，刑法学研究日益繁荣，这都极大地推动着刑事政策的确定和完善。加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走私武器弹药罪等犯罪的法定刑。比如，当我们身处同一案件的审理或同一社会纠纷的解决的具体语境中，并且，我们对具体的审理或解决的办法及结果具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承认而且相信裁判机构的裁决只能是法律裁决，更准确来说是依法裁决，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具体条文文字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在作出法律裁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或者，作出上级裁判机构裁决的前例是下级裁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的依据之一等等陈述时，我们则是在探讨式地使用法律一词。

并主张通过对诸种法律对象的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归纳，从中分析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因素、构成要件等等称作法学理论的内容。[2] 对于这一点，因其数量之多，我们也许已经不可能进行广泛统计以作出数字上的说明，或者进行大量的例举。第二个陈述，则是在表达只有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才是法律的另一意见。再次，历时法学的运作，是一类 档案工作。

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

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isilie）英译，傅任敢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页以下。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钱一类资源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依照这一思路，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历时法学的档案员，正是处在前述所提到的后人位置（当然，中国法律史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即使出现封存、记录、传诵，其依然可能再次出现丢失。它意味着，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历时法学档案员可以逐渐接近历史中曾经存在的真正事实。

在本文中，我将此种讨论扩展至大多数法学，而不限于法理学。但是，这仅仅是就具体语境而言的。这是强调了相对于一般的个别的重要性。[39]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由于法学知识接收而形成的学科规训。

其希望像实证的自然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那样，去处理历史以及当下的社会法律实践的各类对象，是种缺乏自我警醒、而又过分自信的奢望表现。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法学家，应该超越法律，揭示那些隐藏在法的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

由此，法学知识，无论作为相对片段的，还是作为相对整体的，均将在来自社会法律实践之际又再重返其中，在重返的道路上，并在自我调节和自我推动的同时，成为社会法律实践的话语调节器和推动器，落实自己的真正位置和角色。[3]于是，如果法学知识变为一类科学知识，那么，在这种科学知识的观念看来，成熟的、自在自为的独立学科的特质便已内化于法学理论之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

在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相当一些学者（如阿奎那、格老秀斯、孟德斯鸠等等）认为，自然法、自然法则甚至理性等一类东西，是法律。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在任何已知的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即便有人或群体宣布一个法律概念或其他具体法概念是固定的、普遍的，实践中的人们依然会依特定立场特定姿态提出它们的各类探讨性使用。档案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收集标识过去存在的历史证据。历史语境，在此，是指对历时法学研究者产生影响以及制约的环境状态（或称历史条件）。但是，在相互重叠的地方，我对前者即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分析，是从另一角度甚至更深层面上展开的。实践中产生的这类不同意见，有时具有激烈论争的特点，并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深刻影响法律理论的探讨和构建。

毕竟，在法律以及法学语境中，知识的起源，不能摆脱广义的与法律相关的各类知识判断、价值异议和实践纷争。于是，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是将《刑法》的隐含内容加以明确，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清晰这样表示。

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但是，Dworkin理论的后续部分以及目的，与本文是不同的。[26] 所以，克罗齐在其论述史学理论的著作中说：新闻、文件、纪念文字多得很，全部收集起来不仅不可能，而且和文化目的本身是背道而驰的。

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 Rumb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2。[44]这，也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可以称作科学知识的基本依据所在。

[27] 如纸张氧化而腐烂从而使其中文字不能阅读 [28] 再者，联系前面阐述的第二方面，即何以某些事物现象被称为法律的，我们可以觉察，即使历史证据的呈现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依然面对以法律观念作为根据决定取舍的基本困境。[52] 例如，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40]就法学阅读而言，法学阅读是在特定知识方向和知识结构中展开的。[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我们在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实现我们的活动，从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后来就为事实捏造出一种客观性质，以致把它们说成是‘有价值的事实或‘在历史上无价值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或‘非历史的事实。严格地说，任何一种法学阅读，不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漫无边际。

共时法学，通常来说，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任何时序（主要是当下）中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共性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其中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他者认为是法律的，也许我们并不认为。（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54） [35] 这一道理是浅显自明的，然而，却容易被人们忽略和遗忘。

这种我称之为局外人的姿态，其本身主张对社会中的研究对象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摈弃先入为主的具体是非价值判断。语境化的法学观念和主观经验，迫使研究者赋予某些法律现象被陈述的资格，赋予某些个体以法律现象的称呼。尤其当其他社会理论的论说资源我们无法断然确定并且人们并不普遍承认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时候，更是如此。[4] 在当下中国法学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学术文本之外，大多数不大赞同在法学知识的各个细节上贯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导。

例如，在人人熟知的美国 Riggs v. Palmer案中，法院使用了第一中陈述来表达法律判决意见，同时，法院认为自己是在依法裁决。注释： [1] 本文分析的法学知识，是指学术语境中的法学知识。

[30] [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相反，到了19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化的发展，罗马私法的内容可能是非常不错的。

历时法学档案员面临以及处理的只有证据，他们无法将证据和被假设存在的所谓过去真实进行比较，以断定自己的结论是否靠近了过去真实。于是，现存学术权力表达的学术范式，又以间接压迫方式参与了研究者主观意识中学术思考语境化的过程。